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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故乡荣昌,是坐落在四川盆地中部的一座小城。

1988年当我离开家乡远行求学时,荣昌只有一条主街,几分钟就走完了,街面的红石板被岁月磨出凹槽,偶尔露出的石“瘤子”锃亮发光。两旁大都是穿夹结构或青砖瓦房,店铺一个连一个,日杂商店、小饭馆、理发店、书店、茶馆……一应俱全。

当时县政府大门是民国建筑风格,颇有威仪。院里几棵黄桷树遮天蔽日,如华盖一般,苍劲的树根如龙爪紧紧抓住高大的围墙,仿佛怕百年的时光悄悄溜走。

从县政府大门旁的黄桷树往北走便是北门,往东是大东街。从南门桥往南往西也延伸出南街子、西街子,这便是荣昌老城的基本架构。

走出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县城,就是山川田野。濑溪河从城北流过,滋养这个安宁的小城。目之所及四周都是山包,看得并不远,直到走出去,我才第一次见到了平原、高山和大海。

离开家乡后,路越走越远,走遍了世界各地,可故乡的人、故乡的情却像冬天弥漫在乡间田野的晨雾,萦绕着我,滋润着我,挥之不去。

外婆是故乡的代名词。上世纪60年代,一家生活很是拮据,外婆在缝纫社熬更守夜制作衣服的收入成了主要生活来源,含辛茹苦养育五个子女。我和妹妹出生后,又担起带孙子孙女的重任,里里外外一把手。她把我背在背上干活,有时候也把我放娃娃背篼里,挂在缝纫机旁的墙上。待我蹒跚学步,缝纫社就是学步场所,东奔西颠跑来跑去,稍大后便帮外婆穿针线。

那时,家里七八口人住在大南街两间平房里,厨房饭厅则是邻居的过道。下雨时瓦屋常常漏雨,一家子就忙不迭地用大小脸盆去接。盆地夏天暑热难耐,外婆不停摇着泛黄的蒲扇为儿孙驱蚊纳凉,我们总能伴着清风入眠。尽管生活艰苦,外婆却一向乐观,从不抱怨,一说到开心事,就爽朗大笑,笑声能传到隔壁邻居家里。邻里乡亲总说她有副菩萨心肠,农村的亲戚熟人到县城赶场,中午卖完菜就到家里寄放筐篓,若碰上吃饭,外婆会热情招呼,边说添人添筷子,边摆碗筷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政策放开不久,她鼓励儿子下海经商,承包下居委会门店创办了新新工业品商场。这是县城第一家以商场命名的商店,开业时店里人潮涌动,比赶场还拥挤。

外婆是个超级大厨,随着生活好转、物资丰富,她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每当逢年过节,总要把外地的儿孙们召回家,自己则乐呵呵忙个几天几夜,蒸烧白、蒸肘子、蒸旱鸡、炸酥肉、烧鲫鱼、做艾粑、灌香肠、熏腊肉,冷盘热盘,摆满一大桌,看着家人吃得欢天喜地,她也喜不自胜。

提起家乡,有两位老师也让我至今不敢忘怀。

一位就是我上荣昌中学高一时的班主任黄昌荣老师。正如他的名字一样,他毕生心血都倾注在荣昌子弟的教育上。黄老师教语文,瘦高个子,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,上课总拿一个大瓷缸子喝茶、抽烟。讲古文时声情并茂,半闭眼睛,摇头晃脑,让人穿越时空,活脱脱一副私塾老先生的神态。他分析鲁迅作品更是鞭辟入里,《纪念刘和珍君》《阿Q正传》中很多片段现在我都能背下来。或许是身世坎坷,他对现实持一种批判态度,但不希望学生像他那样,而是在批判之余要“入世”,要积极改变社会。上大学后我们成了笔友,书信往来多年。他不仅关心学生,还关心学生的下一代。有一年返乡,我带着孩子去看望他,他拿出一本事先题好字的《国学经典》送给孩子,谆谆教导一番。

黄老师是真正把全身心奉献给学生的好老师。一日为师,终生为友。我和同学们在他门下求学虽只三年,却始终受他关心。他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,自己的生命。在身患重病的最后一年,他再三嘱咐我们要组织一次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活动。活动原本安排在2018年“十一”假期,但他病情急剧恶化,为了却老师的心愿,同学们商量提前到“五一”。但吝啬的上天没有多给几天时间,2018年4月,黄老师离开了我们。连夜赶到医院的同学失声痛哭,为黄老师做最后的守候。纪念活动按计划举行,几十个从天南地北赶回的同学,唏嘘中前往黄老师墓前祭拜。应师母之邀,我代表同学们写了首诗,刻在墓碑上:

勤耕一世育千花,腹有诗书气自华。

两鬓飞霜终不悔,留得桃李满天涯!

20世纪80、90年代,荣昌中学一直是省、市重点中学,聚集了一大批优秀教师,为家乡培养了无数的优秀人才,我们无不引以为豪。这一切,离不开治校有方的胡世春校长。

他当年四十多岁,戴一副黑框眼镜,身型瘦削、皮肤黝黑,年富力强的他大胆进行教学改革,扩建校舍,学校一派欣欣向荣景象。